人民医生李维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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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卫生局联合调查组

在新建成的天津市人民医院，来就医的病人不仅对医院现代化、人性化、便捷舒适的管理服务津津乐道，还相互传颂着一位年逾古稀、德高医粹的老专家：他曾为十余万病人诊疾治病，没发生过一例纠纷；做过大小近9000例手术，没出过1例事故；50年从医经历，没收过1个红包；每年加班100多天，相当于50年看了70多年的病……领导说他是优秀医生，同行说他是医界楷模，患者说他是救命恩人。

他就是人民医院肿瘤科首席主任医师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天津市劳动模范、十佳医务工作者、共产党员李维廉。

“我是人民培养的医生，一生都要用自己的知识报答人民。”

李维廉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。从记事起，父亲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“惟医道以济世，从廉行以救人”的种子，为他起名“维廉”，希望他长大后子承父业，做一个“济世救人”的好医生。“济世救人”这几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幼小的心上。

1950年，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，李维廉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。当时异常贫困的国家需要28个农民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，这在他年轻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。他拼命地学习，要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。先进人物钱正英来学校作报告，讲到旧时代的读书人都想“学好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，是用自己的知识来赚钱谋生。新中国的有志青年，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献给劳动人民，要改“卖”为“赠”。这一课，深深铭刻在李维廉的记忆中。他明白这一字之差，就是新旧时代读书人的分水岭。李维廉在心中筑牢了一生不变的信念和追求：人民培养的新中国知识分子，一生都要用所学的知识报答人民，服务社会。

1955年的夏天，风华正茂的李维廉即将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。就在他开始实习时，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淮河流域。他怀着一颗报国为民之心，积极参加救灾医疗队，奔赴抗洪第一线。他满腔热情、没日没夜、超负荷地工作。长时间的疲劳，把李维廉累倒了，他被送回上海，诊为肺结核。由于延误了治疗，左肺已经出现空洞，医生不得不为他切除了左下肺叶……母校的老师们痛心不已：他们的高材生还没有走上社会，就失去了一片肺!

来天津工作的几十年里，李维廉先后干过外科、职业病防治等工作。不管在哪个岗位，他都全身心投入，干得出类拔萃。他说：“干哪科都是报效社会，关键是要有过硬的本领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外科工作时，李维廉凭借扎实的知识功底和勤奋的工作精神，很快成为技术出色的能手。但这时上级根据需要派他组建职业病防治科，他还是那股拼命工作和认真钻研的劲头。他为了弄清病因病源，不管是铅中毒、汞中毒、矽肺还是尘肺病人，在精心治疗的同时，还要下到患者所在工厂，调查职业环境，了解生产车间的卫生状况和劳动保护条件。为了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，李维廉到北京进修学习，找来各种资料研究国内外职业病防治经验，分析病源病因，总结并撰写了多篇论文，在全国职业中毒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。

正当李维廉对职业病的防治取得可喜的成绩，要甩开膀子开创一番事业的时候，上世纪60年代末，针对肿瘤患者不断增多，上级要求有条件的大医院成立肿瘤科，领导决定派李维廉筹建肿瘤科。李维廉还是那话：“行，不管干哪个专业，只要是病人需要，我都要把它干好。”肿瘤科初创时，是个一穷二白的“三无”科室：一没人才，二没设备，三没病人。李维廉和他的同事们一切从头开始。他认定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，必须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开拓发展空间，凭着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。

为了尽快掌握中西医结合加放化疗综合治疗肿瘤的医术，李维廉拼命看书，翻译资料，学习中医，掌握放化疗剂量；加班加点出门诊、查病房、做手术，不断总结积累临床经验。李维廉说：“做医生不能自以为是，做事要不知足，做学问要知不足。”靠着这种精神，他不懈地探索和追求，在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中，摸索出了“取两医之长，补两医之短”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略，成为国内知名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。

齐齐哈尔市的小张，年仅25岁，患喉癌住进李维廉的病房。因为知道了自己的病情，有一天忽然下肢瘫痪，李维廉仔细分析后，判断可能是由于病人思想压力过重造成的癔病性瘫痪。第3天半夜1点多钟，李维廉正在值班室休息，护士长匆忙跑来报告说：“病人喉头堵塞，全身抽搐，快要窒息了!”李维廉一听，鞋也没顾得穿，拔腿跑到病人身边，此时病人呼吸已经没有了。李维廉双腿一跪，立即俯下身来嘴对嘴地给病人做人工呼吸。病人抢救过来后，他又详细地为患者制定了手术、放化疗、生物治疗加中医药的综合治疗方案，并辅以耐心的心理治疗。3个多月后，病人康复出院，下肢瘫痪也好了。后来，小伙子娶妻生子，有了幸福的家庭，常带着妻子孩子来天津看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恩人。每次见到李维廉他都眼含热泪、激动不已，逢人便说：“是李主任给了我幸福的家和现在的一切。”

50多年来，经他看过的病人有十几万，他亲自做过的大小手术近9000例。无数垂死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得到延续，无数个濒临绝境的家庭在他的精心付出中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欢乐。李维廉欣慰地说：“作为共产党员，我努力通过自己的劳动服务于患者，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。”

李维廉救治的患者越来越多，成绩越来越大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，李维廉参与了多项医学研究，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，其中有12篇论文和6项科研成果在肿瘤临床学术界有重要影响。李维廉归纳出对癌症患者“四结合疗法”，即把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相结合、肉体治疗与精神治疗相结合、药物治疗与膳食调理相结合、祛邪与扶正相结合，成为独树一帜的“李维廉治癌思路”。

“人民群众把生命交给我，只有以心相待，才能对得起这份信任。”

在李维廉的心中，医生不仅是一种职业，更是天下最重、最神圣的责任——他承受着病人对自己生命的托付。“病人把最宝贵的生命交给我，我没有理由不以心相待，这可是生死之交啊!”李维廉用自己的耐心、诚心和爱心实践着他“一切为了患者”的庄严承诺。接触过李维廉的人都说，李主任没有专家的架子，他对所有的病人永远都是那么耐心细致、和蔼可亲，他待病人如待自己的亲人。他经常诙谐地对病人说：“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，肿瘤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”

李维廉看门诊时有个特点——认真仔细。看病历，问病史，不放过病人任何微小的感觉。同时，还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开导病人，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，详细解释病人的每个问题。经过李主任的“看”和“聊”，来时还忧心忡忡的病人没吃药打针病情好像已经轻了几分。

李维廉常说：“医生的时间是属于病人的。”几十年来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总是7点到医院，做起主任“不该做”的事：做卫生，然后到病房查看病人。赶上护士不在，病人大小便时，他会毫不迟疑地端起倒掉。他从来没有正点下过班，有时1天几个手术，不管多累，离开医院之前必定到病房走一圈，看一下他的病人。

按常理，病人出院，意味着医生的医疗服务完成。但李维廉不同，他有一个特殊的通讯录，记着每位病人的电话。处在康复期的病人会准时接到李维廉的电话提醒：该换什么药了，要注意些什么等等；已经痊愈的病人逢年过节也会接到他的电话：“身体怎么样”、“吃东西一定要注意……”一句句关心体贴的话让人心里热乎乎的。病人们既感动又感慨：“本该我们给李主任拜年表示感谢，可李主任总惦着我们。”

李维廉眼中的病人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他心中装着所有的病人，尤其对贫困病人更倾注了格外的关心。许多生活贫困的患者查出了癌症，往往拒绝治疗，生怕病治不好又连累家庭，最后人财两空。遇到这样的病人，李维廉心情很沉重。他总是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住，劝他们安心治病，为每个病人制定几个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，由病人家属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选择。对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的，他也要想方设法。

这些年，李维廉在国际治癌领域已经很有名声。美国、法国、瑞士等医学科研机构为了把已经应用临床的治癌新药打入中国市场，需要经我国的医疗机构进行临床观察才能准入。他们选择了李维廉所在的医院，提供一些免费的新药试用。但必须对每一种药的使用情况做出跟踪报告，提供详细可靠的数据。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，其实非常复杂繁重。别的不说，光是要填的各种表格就有几尺高。这件事，没有人指派给李维廉做，他做了也没有一分钱的报酬。但他还是做了，因为他有一批家庭贫困而又急需用药的病人!

李维廉忙啊!白天要忙手术、忙门诊、忙查房、忙科研、忙着指导科里的那些年轻的医生，或是被外医院请去会诊，做学术报告，但他还得挤时间去填那一张张表格，连一顿囫囵热饭都吃不上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病人们感动地说：“这是李主任在用他的命换咱的命啊!”

河北区有一个女教师，十几年前曾做过乳腺癌手术，后来复发了。家属把她强拉硬拽来见李主任。她来的时候，胳膊肿得像根杠子，手肿得像吹了气的大胶皮手套，大半个身子已经不能动了。巨大的精神压力，沉重的经济负担，使她想放弃治疗。李维廉知道几年前她吃了“劳保”，丈夫下岗在家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。家里的储蓄早就花光了，上次手术的医药费还没报销。他循循善诱，帮病人解开思想疙瘩，每天为她用免费的药物治疗，大幅度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。后来，她康复出院，能做简单的家务了。每提起李维廉，她都泣不成声：“多亏了李主任，那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啊!”

李维廉对病人好、对病人负责出了名，许多病人慕名而来。很多别处不收的高危病人，李维廉收；别人不愿做的风险手术，李维廉做。有人问他：“你不怕失手损害了自己的名声？”他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我们医院是个综合医院，具有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，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好，就不会出现意外事故。与病人的生命相比，自己的名声算什么？”虽然他常用“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”来形容自己的心态，但只要病人需要，他便义无反顾。

一次，李维廉为一个乳腺癌患者进行手术，手术刀刚下去，患者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。他马上指挥抢救，但很快病人呼吸心跳就停止了。护士们担心亲属们来了不冷静，劝李维廉不要直接出面。他不但没走，还亲自给病人擦洗干净，及时通知了家属。亲属们来了，李维廉言辞恳切地解释病情。毕竟人突然死了，不管他怎样解释，亲属们的冲动可想而知——质问的，谩骂的，找他要人的，大哭小叫，乱成一团。

一批，两批，三批，李维廉不厌其烦地讲。一直到午夜1点多钟，北京来了一批亲属，其中有一位解放军301医院的医生，听完李维廉的解释和治疗说明，看了化验单，转而握着李维廉的手连声道谢。他向在场的亲属解释说：“这种病例属万分之一，是病人本身原因引起急性凝血导致死亡，事前化验不出来，就是在我们301医院也是如此。李主任的工作不但无可挑剔，还为我们的亲人想得更多。”家属们明白了，有的握住他的手，有的还要给他跪下磕头，表达感激和歉疚。第二天，送来一面锦旗：“生者心慰，死者魂安。”亲属们通过这件事认识了李维廉的医德医术，口口相传介绍了好几个病人找李维廉看病。

“收了病人的红包，我的手会发抖。”

人们清楚地记得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当时的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通过天津日报向全社会宣布“拒收红包”的承诺，倡议医务人员拒收红包，全市100多名专家和医生联名响应。这一活动的发起人就是李维廉。

一个外地女患者因患乳腺瘤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，手术后化验发现是乳腺癌，需要再做一次清扫手术。夫妇俩认为这是因为没给医护人员送红包，医生有意误诊的。他们听说天津第二中心医院李维廉主任做乳腺癌手术一绝，就慕名来到这里。一住进医院，丈夫就到处打听，请李主任开刀要送多少钱。同病房的病友说，我们一分钱都没送，人家李主任可不是那种人!丈夫不信，他想，宁可让钱吃亏，不能让人吃亏。我已经吃了一次亏，不能再吃二次亏。

在手术的前一天，他乘李主任找病人家属谈话的机会，把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塞到李维廉手里。李维廉严肃地说：“我敢肯定你上次的手术也并不是因为没送红包，那是技术原因。病人患了癌症已经够痛苦的了，我们当医生的怎么能乘人之危呢？这钱我绝对不能收。收了病人的红包，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，手术时双手会发抖。”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，可那位家属还是不放心，无论如何不肯把钱拿走：“您要不收下，我们就不在这儿治病了。”李维廉想，他们是让一些不正之风吓怕了，于是假装收下，把红包锁进了抽屉。

手术非常成功。1个月以后，病人出院。临走的那天，李维廉来到病房，把那个信封递到病人家属手里，亲切地说：“这可是你存在我那里的，现在该物归原主了吧。”这对夫妇简直不敢相信。病友们笑着说：“人家李主任治的是要命的病，要是敞开了收红包，那钱能把他埋起来!可人家就是不贪财。”病人和家属只顾一个劲地点头，眼泪直流，说不出话来。李维廉始终坚定地认为：“这个红包，没有多少人是真心拿出来的。病人虽然给了你红包，但是你退给他时，他也是很高兴很感激。一个正直的医生，不但不应该收受红包，而且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。”李维廉不但自己坚决抵制红包，而且教育本科医务人员清俭为人，廉洁从医，谁违反了要受到严厉的教育和处罚。他常常给身边医务人员讲，作为医生，要做到具有“五清”品质：清贫、清高、清白、清淡、清趣。清贫就是生活简朴，安贫乐道，重事业、淡名利；清高就是以职业为高尚，干一行就爱一行；清白，就是清清白白做人，老老实实看病；清淡，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跟病人沟通不带任何功利色彩；清趣，就是志趣高雅，把幸福感建立在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基础上。

他在全市率先建立起“三清一明”规章制度，即让病人清楚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；清楚为他服务项目的品位和价格；清楚为他治疗的规范方案及药品档次；所有服务费用每日清单公开透明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李维廉的带动下，肿瘤科形成了良好的医风和形象，被评为天津市和全国的先进集体。

早在10年前，年满60岁的李维廉该退休了。福建老家的医院闻讯赶来，他们要以高薪请李主任去办一个肿瘤医院；深圳的医院知道了，说：如果过去给房子，年薪由你定，不过去兼职也行，1周去1次，年薪10万；天津的医院知道了，要聘请他去做名誉院长，待遇从优……

当时医院的领导诚心诚意地挽留他，希望他能继续做肿瘤科主任，他也舍不得离开他为之奋斗了近40年的医院，舍不得他倾尽心血建设起来的肿瘤科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走，他说：“这里有我的病人，这里有我的事业。”一晃10年过去了，李维廉这面德高医粹的红旗，始终迎风飘扬，他还是精神抖擞地工作在无影灯下，还是像“白色旋风”似的从一个病房“刮”到另一个病房，把信心、欢笑和希望带给他的病人。

真情换真心。李维廉虽然拒绝了无数的红包，却收到了别人无法收到的回报。

一天晚上，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回家，不经意间发现有一个人总跟着他。李维廉纳闷儿，忍不住下车问那人：“你怎么老跟着我呀!”那人嗫嚅地说：“您……您的车太旧了，我想跟您……换换车。”一说话，李维廉才认出来，这个黑瘦的中年人是他的病人家属。前几天，李维廉为他患癌症的爱人做了手术，手术相当成功。手术前，他曾把一个红包送给李维廉，被退了回来，他感到过意不去，看到李维廉的车子太旧了，特意买了辆新车，以此表示谢意。李维廉笑着说：“我这辆车骑着挺好，新车还骑不惯呢。”婉言谢绝了。

前些年还没改电子信号灯时候，有一段时间，李维廉奇怪地发现，每当他上、下班骑车过一个路口，绿灯准亮。有一天，他又路过那个路口，正赶上年轻的民警下岗，两个人走个对面，李维廉向他提出自己的疑问。民警笑笑说：“您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您。您救过我们同事爱人的命，从来不收红包。他把您的事跟我们大伙说了，我们都知道您是难得的好人，治病救人每天很忙，所以您走到这儿，我都开绿灯放行。”李维廉心里一热，眼睛湿润了，忙说：“谢谢你，……这样做我怎么担当得起，还是按交通规则办吧。”从此以后，李维廉再经过这个路口时，民警就把开绿灯改成了举手礼。

“能得到患者的理解、关心，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”

去年春天，李维廉为了给患者看病，连续6天没顾上吃中午饭；为了精心设计一个90岁老人的乳腺癌手术方案，连续3天没睡好觉，可是每天还是照样看门诊、做手术、讲病例、搞科研。这天上午，一连做了2台甲状腺肿瘤手术的李维廉下了手术台，腿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动步，忽然觉得天旋地转，身体不由向后仰去，幸亏身边的医生扶住，才没有摔倒。护士长抽血一化验：转氨酶1900!最后诊断是：急性戊肝。这是一种由于劳累过度、抵抗力下降感染病毒而导致的急性肝炎，需要立即住院检查治疗。

李维廉累病了，住院了。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多患者买了鲜花，去看望他们敬爱的李主任，一批又一批，络绎不绝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病容憔悴的李主任，他们又是心疼，又是歉疚，感动地说：“李主任啊，您是为我们而病的，我们过意不去呀!”“白求恩我们没见过，您不就是白求恩吗?”甚至有些老太太结伴去烧香求佛，希望保佑李维廉闯过这一关……

面对人们的一片片真情，李维廉心潮难平，感动不已，他问自己：“作为医生，能得到患者的理解、关心和拥戴，这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吗？”

李维廉住了3个月的医院。为了使他彻底康复，出院时医生在假条上写着：“建议休息半年。”但他心里放不下将要搬迁的医院和随同搬迁的患者。出院第2天，他就跑去上班了。

现在，李维廉的诊室里经常出现一个“监管员”，名叫刘蕙，是经李维廉治愈的乳腺癌患者。为了保证李主任的身体健康，她特意从家里赶到医院督促他按时吃午饭。这是患者们想出的办法，也是刘蕙的志愿……一个一切为了患者、献给患者的医生，赢得的是患者衷心的爱戴!

这就是李维廉，一名共产党员，一名人民医生——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(原载于《天津日报》，有删改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