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西医结合”定义的研究

李致重

“中西医结合”这一概念，是1956年毛泽东关于“把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，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、新药学”的讲话之后而提出的。它在社会上出现之后，始终未经过专家深入、广泛的论证而达到共识。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内涵不清晰，外延无定界的“初步概念”。举凡与中、西医相关的人或事，科研或管理都可以称之为“中西医结合”。轰轰烈烈近40年，其中的经验与教训、成功与失误、振奋与担忧，常使人们深感肩负重任而又裹足不前。甚至如置身于多种矛盾、冲突之中，难以自拔和抉决。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尽快给“中西医结合”一个历史的、科学的定义，促进中西医结合按照科学的规律健康发展，是我国医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为此本人不揣愚陋，谈一些个人意见。

一、两种半整体医学

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包括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药物学等丰富内容的，各具特色的医学体系。如果从两者的基础医学入手对其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、理论特点进行考察，不难看出中医和西医从防病治病的共同愿望出发，各自却只研究了复杂的人身整体中的一部分现象和规律。

1.各以客体之一部分为其研究对象

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客体虽然都是人，但是由于受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影响，各自从不同角度选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。

中医研究的是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、变化；西医研究的是构成人的组织、器官、细胞、分子的结构与功能。具体的说，中医在不打开人体“黑箱”、不干扰活的生命过程的条件下，把人作为一个整体，并与自然、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，着重研究生命过程中自然流露的，依靠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所收集的机体反应状态(即脉象、舌象、神色形态及各种临床表现)，从状态及状态运动的过程总结人的生理与病理规律。故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候之所始，道之所生”。所谓“候”就是生理与病理的表现，即这所讲的“机体反应状态”；所谓“道”，就是生理、病理规律和治病之法，即中医学。

西医首先以解剖分析的方法把人拆成零件，然后分头研究构成整体的各个组织、器官乃至细胞、分子的结构与功能，从而认识局部的生理规律和病理特点。

在中医看来，人是整体状态的人，它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是以状态为中心，研究状态的识别、运动，着力于状态的调整、控制。比如，中医的藏像是对全部状态的单元分类，而不是整体层次以下的“器官”的概念；中医的病因、病机是对病理性状态的本质的概括；余如对疾病的诊断、预后转归的判断、药物功效的评估、疗效标准的制定等等，无不是以机体反应状态为其依据。尽管《黄帝内经》中早有“其死可剖而视之”的记载，但中医最终仍未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器官的结构上。

在西医看来，人是组织、器官迭加的人，它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其结构与功能为中心。尽管西医也有症状鉴别诊断之学，但是它对症状出现的原因，最终要归结到局部结构或功能的改变上，而不是归结到中医的状态单元上。因此可以说，以打开与不打开“黑箱”为定界，中医与西医把人分为两部分，中医研究的是“状态的整体”，西医研究的则是“局部结构与功能迭加的整体”。

自“西学东渐”以来，中医研究的对象常因“直观”而受到非议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

第一，中医依靠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而收集的研究对象，与直观的研究自然界的物候、气候不同——主观上有医生的刻意求索，客观上有会思维、能讲话的研究客体〈即人〉的主动提供。因此可以全面、具体、真实地把握客体的生理与病理状态。

第二，本世纪50年代以来，“由控制论引进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基本观念是……世界是由物质和能量组成的古老概念已经让位给世界由能量、物质和信息这三种成份组成的新概念”〈《控制论基础》俄.列尔涅尔〉。按照这个新概念，中医研究的“状态的整体”，即信息的整体；西医对局部组织、器官、细胞、分子的研究即对构成人的物质、能量的研究。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，美国的维纳教授说的那样：“信息就是信息，既不是能量，也不是物质”。因此中医研究的信息(状态)是构成人的“三种成份”之一，在当代科学中有其无可非议的存在空间。

第三，中医研究的对像是自然与社会因素(如土地方宜、自然环境、时令、气候等)心理因素(如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七情)和生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它把生物医学、社会医学、心理医学的“基因”从研究对象起，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。从医学科学来看，中医在几千年前如此明智地选定其研究对象，不仅是科学的，也是令人惊叹的。

第四，中医研究的病理性信息，是人体五脏六腑、气血阴阳在致病因素作用下阴阳消长、邪正虚实的总结果。而西医重视致病因数作用下的局部组织、器官的病理改变，却对全身、组织、器官的联系、关系注意不够。相比之下，一者着重于整体的人，一者着重于局部的人。按照系统论关于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的论断，中医研究的对象更能代表生命的真实。

2.两类研究方法各取其一

从方法论而言，到目前为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两大类，即还原性方法和系统方法。还原性方法习惯又称“分析方法”，即把事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，一个一个加以研究的方法。它产生于西方，兴盛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，至今仍然是自然科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。西医就是以分析方法得到长足发展的。系统方法习惯又称综合方法，它是在哲学方法的基础上，随着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等学说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最新科学研究方法。它是研究复杂事物(即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)最理想的方法。自50代问世以来，即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和科学家的观念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新技术革命。国际公认的控制论创始人之一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早在80年代初就多次强调：“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‘分析时代’……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，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”，“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”。在钱学森的带动下，80年代我国中医药界发表了大量文章，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所蕴含的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的合理内核。为中医研究方法由朴素、自发的系统方法到现代系统方法的升华，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时，有两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。

第一，对像是学科的基础，方法是发展的动力。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学科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，这个学科也就没有生存的基础。就象没有生物便不会有研究生物的科学，没有思维便不会有揭示思维形式与规律的思维科学一样，如果中医不以机体反应状态为研究对象，中国也决不会有中医学。如果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医学研究的对象放在组织、器官上，那么在中国形成的将是西医而不是今天的中医。

所谓方法是发展的动力，是指科学研究的方法是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工具，是对对象的认识由“必然王国”到“自由王国”飞跃的桥和船。如果中医没有朴素、自发系统方法的阴阳五行学说，今天的中医充其量不过是只知对症治疗，没有辨证论治理论的经验医。同样，如果西医没有近代物理、化学基础上的解剖分析方法，今天的西医也不过清代王清任那样，不懂何为循环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神经系统，甚至仍然将腹主动脉称为“卫总管”、“营总管”。

第二，对象对于方法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决定性关系，不容许人为的置换。就是说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要选择特定的研究方法。淘沙以取金，冶炼而成钢。如果方法不对，面对金矿和铁矿，望跟欲穿照旧一无所获。如果用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解开人体组织、器官、细胞、分子的难题，那么“西学东渐”以来西医将一点一点地被中医同化，世界将不存在西医；同样，如果解剖分析方法可以解释信息或机体反应状态的问题，40年中西医结合的努力，中医也早被西医所同化。而且，还原性方法如果可以包打科学的天下的话，连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也根本没有发现和发展的必要。

人类科学的发展史，就是一部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。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还原性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，西医学术发展迅猛。我们相信，随着自发、朴素系统观到现代系统方法的不断升华，中医也必将超越还原性研究方法的羁绊，走出困境并长足发展。

3.两种医学的本质特点

以人为客体，用不同研究方法认识和改造各自研究对象所积累的全部知识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个医学体系。由于各自揭示和总结的仅是人体生命活动与防病治病的一方面规律，因此可以说，中医和西医都是两种半整体医学。就两者形成的过程来说，西医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实验结果的归纳；中医基础理论则是综合、演绎的系统状态模型。这也是西医理论和中医理论的本质特点。

西医在研究组织、器官、细胞、分子时，首先采取解剖的方法，或者借助显微镜、ⅹ光，弄清各局部的结构。然后以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方法，通过实验来了解各个局部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反应。在药物的研究上也是这样：首先依据生理或病理的需要，设计药物物理或药物化学实验以取得预想的药物，然后经过临床实验以过渡到人体并取得效果。在西医基础研究上，不承认经验，不承认演绎，它把全部实验结果归纳起来，便是西医西药的基础理论。这种理论很直观，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易掌握，可以通过相应的实验随时重复。

所谓系统状态模型，是指中医首先把望、闻、问、切所获取的不断运动变化的全部状态看成一个系统。然后按照性能、特点或设计需要把系统分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子系统(或称单元)。这些子系统虽然以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胃、胆、膀胱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等器官名称命名，但它却不是器官本身，而是由同类状态组成的生理模型，所以谓之藏象。按照信息论最基本的思想，信息论只研究事物在“做甚么”，而不关心事物“是甚么”。中医就是在经验地总结这些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在“做甚么”——发挥甚么作用、产生甚么效应的过程中，再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抽象、演绎出了种种状态模型。生理如此，病理也如此。

中医的病因，是在分析疾病发生原因时，基于病理状态推导演绎的病因模型。比如，把出现“善行而数变”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“风”，把具“润下”、“缠绵不解”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“湿”。它不同于西医讲的致病因数——自然界找不出甚么“风素”、“湿素”；也不同于自然界的风或湿——看不见、摸不着，离开了病理状态，离开了疾病现场便无所谓有、也无所谓无了。

中医的病机，是在对临床上相互联系的一类病理状态产生原因和机理的总结中，概括而成的病理模型。比如，“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”；“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”；“诸呕吐酸，暴注下迫，皆属于热”等等。

中医的诊断，是以病人的脉、舌、色、证为观察、研究对象，以各种生理、病理模型为参照系，来识别发病机理和原因的过程。

中医的治则，是针对病理模型而制定的疾病调整战略。

中药的基本理论，也具有模型特点。其四气五味、升降沉浮、功效、归经，也是以病理状态模型为标准，以临床疗效为基础，而概括出来的相应的理论模型。它不讲有效成份，不讲药物物理、药物化学的标准，却能在中医理、法、方、药一系列模型的联系中，合理、有效地控制疾病。

系统模型化，是分析和研究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时普遍适用的最有效的步骤。以状态模型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，在临床中产生，在临床中重复，在临床中完善和提高。可以说临床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“实验室”——这一个“实验室”当然与西医的实验室有本质的区别，也无法模拟。数千年成功的临床疗效，是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的历史与实践见证。以系统状态模型为特点的中医学，毕竟是西医无法代替的又一种医学体系。

然而，回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医遭受的厄运：从日本的“灭汉兴洋”到我国的“中医科学化”，其矛头毫无例外地都直接指向中医的基础理论。这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，是文化对文化的摧残。是一个社会步入“分析时代”之初借潮流而膨胀的一元性科学意识对多元性科学文化(尤其是传统文化)忘乎所以的伤害。中医能否在我国平稳地走出这一误区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二、中西医结合的误区

建国以来，国家为保证中、西学术和事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。建国初期就将“团结中西医”作为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。80年代国家《宪法》关于“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”的规定，中央书记处关于“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”的指示，90年代新卫生工作方针中的“中西医并重”，都是我国发展中、西医学术，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总原则、总战略。然而这些总原则、总战略运用到具体工作中时，却不知不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变了调、走了样。回忆起来，至少存在四个误区。

1.“中西医结合”并未形成独特的医学体系

80年代初，报纸和档中纷纷出现“中西医结合”已经是与中医、西医并存的“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”的提法，并由此出现了一些以“学”命名的学术团体和建制。这里不能不引人质疑。

第一，“中西医结合学”应该是中医和西医基础上形成的“新医学”、“新药学”。既如此，“新”学形成后两个“老”学则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如果“老”学依旧存在，而且其中一者正受到冲击而处于困境时，则真正源于中、西医又高于中、西医的“新医学”则不可能形成，不可能与现存的中、西医并存，也更不可能得到生命科学的真正承认。

第二，融中、西医之长的“新医学”必须以两者研究对象的“大融合”，以还原方法与系统方法的“大汇通”为基础。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家预言，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，所以这个基础起码到21世纪才有可能出现。当系统方法在中国尚未被中、西医科技工作者普遍认识时，当中、西医的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还没有“大融合”、“大汇通”的基本思路时，当中、西医尚未实现“中西医并重”的学术平等时，当中、西医的定义还没有真正规范时，当“中西医结合”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解释时……“中西医结合医学体系”怎么可能超时代而“早产”呢!

第三，如前所述，所称的“中西医结合医学体系”，只不过用西医的研究方法(分析方法)来研究中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一些尝试而已。在科学研究中，以某一个学科应用的方法，来研究另一个学科既成的知识体系，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找不到先例。试想，以生物化学应用的化学方法去研究生物物理学的结论(假如允许这样做)，拆散了再组装，其结果只能是抹煞了生物物理学，而留下的还是生物化学，至多不过增加一点内容而已。然而这种作法却长期以来被称为“中西医结合研究”。事实上，以西医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藏象、“证”的做法，已经是学术界的广泛质疑、无以自圆其说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会产生出一个经得起科学与实践检验的“中西医结合医学体系”呢？

2.置换研究方法未必可发展中医

把中医药学作为被研究的对象，用解剖分析方法加以“研究”的“中西医结合”，曾一度作为发展中医的“唯一道路”。尽管该观点后来被否定，其做法却仍然延续至今。用本文前面的论述对此加以剖析，大体有三个问题。

第一，用西药“药理”、“药化”的方法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份所获之新药，因其化学结构、作用机理、适应范围均为西医、西药的指标，所以是为西医增添了一种新的临床西药。比如，青蒿素、川芎嗪、丹参素、葛根总甙等。这类研究从大医学的角度看，值得鼓励。如果视为中药学发展的出路，则南辕北辙。

第二，对中医的藏象、经络、病机、证候采取西医实验研究的方式进行研究，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很大，收效甚微，在科研导向上产生的副作用不小。这种研究的问题是：一方面把系统状态模型先扭曲为实体性的组织或器官，于是中医意义上的许多内容被人为割舍，故失去了中医的本来面目；另一方面，用生物学领域的一种方法来研究包括社会(自然)医学、心理医学、生物医学内容的系统状态模型，则犹如“小牛拉大车，小船过大海”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三，从还原方法的视角来看中医望、闻、问、切所获的状态，往往不会把它视为中医的研究对象而予以尊重，甚至以为“直观”、“模糊”而予以扬弃，再另寻求“微观化”指标。研究对象既改，中医的基础既无。此种工作开展得越多，中医的消亡则越快。

3.具体管理与总原则、总战略不相应从国家《宪法》、卫生工作总方针和中央书记处指示所规定的总原则、总战略看，“中西医结合”必须立足于整个中、西医事业、学术、管理之上，来进行统筹。但是从50年代起，中西医结合一直作为中医管理职能的一部分。这种管理模式，与当时“重西轻中”、“以西代中”的思想有关，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四种副作用。

第一，我国是中医的故乡，是世界上两种医学并存的唯一国家，也是可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希望所在。不从高层次、高起点对中西医结合进行统筹，无疑是自我削弱优势的战略性失误。

第二，中西医结合划归中医管理，淡化了西医工作者学习中医的意识和责任，使近百万西医工作者游离于中西医结合大业之外。

第三，由于“中西医结合”概念不清、思路不顺，所以继承与发扬、泥古与离宗、特色与西化等不同观点，夹杂着人事纠葛、功利得失等因素，像拧麻花一样死死地交织在一起，“斩不断、理还乱”。其结果，把“团结中西医”的方针，扭曲为在中医管理系统内部中医与“西学中”的团结——使中医管理部门困扰在多重矛盾之中，难以自拔。

第四，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对“中医科学化”、“唯一道路”论的纠正，客观上影响了中医按照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。下面聊举数则，或可见微知着。

西医医院的中医不受重视，中、西合作的临床制度未能形成。连全国最有影响的北京协和医院，至今还没有为中医开设中药房。

中医院实行中、西医两套诊疗制度，中医特色不突出，多数医院中药使用率不到50%。西医院校本科医疗专业的中医课程，仅占全课时的1/50；而中医相应专业中、西医课程之比却接近1：l。中医高等学府招收“中西医结合”研究生，仅有的3门专业考试竟然全是西医课目。

中医科研项目，绝大多数是仿照西医实验研究的标准招标、验收的项目，以系统方法设计的项目至今还没有见过。

4.“中西医结合”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

80年代初，在批判“唯一道路”以后提出的“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、独立发展”的“方针”，是不适当的。

第一，一个人学点西医又学点中医，就象学了物理又学化学一样，不会把两者结合为一的。故不应称其为“中西医结合”者。

第二，如果把50年代的一批“西学中”称为“中西医结合”人员，那么在中医院校学了近一半西医课的中医大学生岂不也应该是“中西医结合”者吗？

第三，中西医结合是整个中医与西医的事，是当代全体医学工作者的责任。如果只依赖“第三支力量”的努力，显然与总方针、总战略不一致。

产生上述误区的原因有三。

一是受长期处于落后挨打地位而形成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影响。因此在中、西医关系上，常常是抬高三分看西医，自贬五分对中医。

二是忽视了对中医基础理论正本清源的深入研究，尤其对方法论之学知之太少，以致在强大冲击之下，缺乏自强奋进的深厚内蕴。

三是不重视软科学研究，尤其对于“中西医结合”这样一个涉及中医与西医事业、学术、管理诸范畴的核心概念，至今尚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。

三、“中西医结合”的定义

在论述中、西医理论特色，回顾“中西医结合”误区的基础上，从现实和未来考虑，个人认为从逻辑学上讲，“中西医结合”应该是一个内涵大、外延小的概念。这个概念的定义应是：

中、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，中、西医学术相互配合，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，谓之中西医结合。

具体的讲，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。

1.相互尊重是基础

人是学术的载体，是学术发展最活跃的决定因素。所以中西医结合必须以中、西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为基础。而团结合作来自相互尊重，首先是主动尊重对方。唯我独尊、向我靠拢，不可能实现心悦诚服的团结。

2.相互学习是动力

中、西医既是两种半整体医学，中、西医工作者都应以半为憾、以全为望。眼睛向内，仔细寻找、发现自己之短；希望向外，认真学习对方之长；或者以对方之长，反思自己之短。这样才能产生中西医结合的动力，有利于两者学术优势的相加和互补，有利于中、西医学术在医疗实践中的配合。在两种学术间“二取其一”，或以西医的标准来评定中医，对其验证、解释、改造，必然把中医理论搞得支离破碎，使中西医结合走向歧途。

3.提高疗效是目标

提高防病治病的质量是医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。中西医结合必须从临床入手，以提高疗效为目标，一个病、一个病的研究中医和西医的结合点。即在甚么情况下以中医为主，在甚么情况下以西医为主，而不是不加分析的中、西医两种疗法杂投。把中西医结合的目标盯在“创造”新医学理论上，不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。而且容易导致脱离实践、脱离临床的倾向。

4.立足于实践是生命

“理论来源于实践”，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这两条同样是中西医结合的生命和灵魂。中西医配合的实践过程，是中、西医探讨临床优势相加的最佳模式的过程，也是两种研究对象、两种研究方法由二到一的必然过程。时间可能很长、很长，至少要到21世纪生命科学取得全面突破性进展以后。所以今后相当长时期，中西医结合仍将是两种学术体系并存，相互取长补短，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量变过程。个人设想它是一个“双轨交叉式”的实践过程：即中、西医各自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，学习和吸收对方的长处，为丰富和发展自己而努力。在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的长期过程中，交叉和融合将越来越多。到一定阶段，就可能出现总体上的融合，最终形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

本文只是就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定义作了一些初步的论述，希望能引起大家讨论，逐步形成共识。本人相信，随着“中西医结合”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明确，必将有助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健康发展。

(原载于《中国医药学报》1995年第2期，发表时署名“韦黎”。)